钟秉林谈高考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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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09月24日 16:18  浏览量: 21  来源: 未知
摘要:钟秉林谈高考改革

钟秉林:破除唯分数论 新高考改革致力提高科学性和公平性

截至目前,高考仍然是中国公信力最高的国家考试制度,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发展历史,也是高考不断改革和实践探索的历史。从1952年的首次全国统一高考,到1977年恢复高考、1999年高校扩招,再到2014年国务院发文正式启动新一轮高考改革,作为中国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考一直在顺应经济社会的需要,积极调整,承担起科学选拔人才和促进社会公平的重任。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高等教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实现了从精英化到普及化的跨越发展。但同时,诸如教育质量、就业压力、资源分布不均衡等问题也不断涌现。伴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新时代的高等教育也出现了新特征,迫切需要从外延式发展转型为内涵式发展,提高质量、优化结构,这对高考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

新一轮高考改革正在推进,任务重难度大,牵一发动全身,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系统性问题。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进行高考改革的动机和目标是什么?采取了哪些针对性举措?面对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如何形成共识和合力?

本期,网易教育邀请中国教育学会会长、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原司长、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钟秉林教授,一起探讨中国高考改革的历史和未来。

【嘉宾介绍

 奋进之笔-中国教育70年特别策划第四期:钟秉林谈高考改革


钟秉林,1951年7月出生,留英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94年归国后任东南大学副校长,1996年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2001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2012年至今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

主要兼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暨教育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高等学校设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财政部、发改委“双一流”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评估专家委员会委员,英国加迪夫大学名誉国际副校长等。

自九十年代以来从事教育管理和教育政策研究工作。近年来先后主持完成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北京市教育科学重点课题,以及教育部、财政部、中组部、北京市委托项目多项。目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管理项目“‘全面二孩‘政策下教育资源配置风险预警研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考改革试点方案跟踪与评估研究”。

【采访实录



第一部分:1977年恢复高考,奠定中国特色现代考试制度的基本框架

网易记者:新中国成立之后,从1952年首次全国统一高考开始,中国高考制度的发展情况如何?经历了哪几次比较重大的改革?

钟秉林:高考是中国教育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利益。

这种统一计划、统一考试、统一录取的高考招生制度从建国初期开始实施,后来中断了11年,于1977年正式恢复,1999年开启大规模扩招,2014年国务院正式发文,进行新一轮高考改革。

从诞生之日起,高考就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急需经济建设,急需培养一大批能够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出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可以说,高考为国家从青年中选拔优秀学生进入大学深造,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公平。这么多年来,高考一直在伴随着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向前推进。

到目前为止,高考仍然是中国公信力最高的国家考试制度,后来的一系列考试,比如公务员考试、各种职称考试、资质考试,都从高考中汲取了经验,进行了借鉴。

所以,高考在中国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网易记者:1977年,高考招生制度恢复。在中国高考发展进程上,恢复高考这一事件的历史地位是什么?对于未来的高考改革,它的作用和影响又是什么?

钟秉林:1977年,高考招生制度恢复,同时,也进行了一些重要的变革。

比如,更加注重对学生文化知识的考察,更加讲究考试选拔的效率,在年龄方面,从原来的有一定年龄限制,发展到后来的拓展年龄上限,最后取消了年龄限制。

可以说,恢复高考不仅是招生制度的改革,也是国家拨乱反正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恢复高考至今已经超过40年了,现在,高考的基本框架还是当初制定的,只不过在针对一些现实问题不断进行调整和改革。可以这么说,1977年恢复高考为未来中国的高考制度搭建了一个基本框架。


 奋进之笔-中国教育70年特别策划第四期:钟秉林谈高考改革

第二部分:1999年高校扩招,实现从精英化到普及化的跨越发展

网易记者:1999年,中国高校开启大规模扩招。当时的社会背景是怎样的?在哪些方面做出了改变?发挥的作用是什么?

钟秉林:上个世纪末,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了提高公民素质,政府决定实施大众化的高等教育发展战略。

中国的高考改革以行政为主,由政府制定招生计划,通过考试机构组织高考,指导大学根据考试成绩录取学生。除了政府的重视之外,各个地方的高校也在挖掘潜力,发挥现有办学条件,包括校舍、师资等,扩大招生规模,同时催生了一大批新的高校。2000年以来,我国新建高校的数量很多,大概有几百所,包括本科院校、高职高专院校,这也促进了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要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光靠政府的投入是不够的,必须通过政策导向吸引民间资本,让社会力量进入高等教育领域。所以,一大批民办高校应运而生,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1999年开始,高校招生规模急剧扩大。短短几年时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就从1998年扩招之前的9.8%提高到了2002年的15%。根据国际通行标准,毛入学率超过15%就意味着高等教育从精英化阶段进入了大众化阶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绩。2018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48.1%,今年的数据还在统计,预测可能会超过50%。根据国际通行标准,这意味着从今年开始,中国高等教育已经从大众化阶段进入了普及化阶段。

实现这种转变,我们只用了17年,而美国的高等教育完成这一过程,用了整整30年,这个成就非常显著。

当然,伴随着高速发展,我们也面临着一系列新问题,比如教育质量问题、就业问题等,需要主动、正面地去应对。

网易记者: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对此,我们应该做出哪些调整?

钟秉林:出现这些问题,跟高等教育的发展阶段和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有关。

上个世纪末,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量非常大,所以,高等教育必须实行规模扩张,推进大众化。这一方面满足了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老百姓对于上大学的追求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满足。

现在,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在新的时代,高等教育也出现了新的特征。一方面,老百姓迫切需要接受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希望孩子能够上好大学、读好专业,另一方面,当前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供给还不充分,比较短缺,而且分布很不均衡。换句话说,好的大学比较少,满足不了老百姓的需求,满足不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式正在转型。

过去主要是外延式发展,扩大规模,拓展空间,当然,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非常必要的。今后要转型为内涵式发展,提高质量,优化结构。我觉得,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都要在规模稳步扩大的基础上,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提高教育质量、如何优化教育结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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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2014年高考改革,内涵式发展呼吁公平性与科学性

网易记者:2014年,新一轮高考改革开启。本轮高考改革的原因和动机是什么?希望达到的目标是什么?

钟秉林: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上海、浙江率先进行高考综合改革试点,2017年,两地改革后的首批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新高考方案平稳落地。接着,第二批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启动,包括北京、天津、山东和海南四地。近几年,在各个省份进行自我评估和教育部组织专家实地考察评估的基础上,又确定了八个正式启动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的省份,改革方案也已经陆续公布。目前总共是14个省份,其他省份要等具备条件后再慢慢启动。高考改革本质上要遵循规律,积极稳妥向前推进,这是因为,高考改革的社会关注度极高,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引发矛盾,出现问题,甚至影响社会稳定。

为什么要启动新一轮高考改革?主要是基于几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从科学性的角度考虑。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今年进入了普及化阶段,现在,高校要满足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必须在做出贡献的同时实现自身的长足发展,所以,高校必须分层分类发展。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校,它的人才选拔标准和选拔方式就不可能沿用一刀切的办法,不可能再用一个模式去解决了。过去,我们通过一次考试,评一个总成绩,从本科一直录到专科,这个方案就不一定非常合适了。所以,这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需求。

另外,从基础教育来讲,现在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免费教育已经全面普及,高中教育基本普及,学前三年教育正在加快普及,在这种背景下,中小学校已经把重点转移到提高教学质量、深化课程改革和教学改革、提高教师队伍整体水平上。所以,高考改革应该适应基础教育的需求,通过高考改革引导基础教育学校把精力更多地放在加强素质教育上,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所以,现行或者过去实行的那种考试形式、内容、方法就要进行必要的改革和调整,破除所谓的唯分数论、一考定终身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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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公平性的角度考虑。

高考是我国目前公信力最高的国家级考试,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问题。原来设计初衷良好的一些考试招生举措,在实施过程中背离了初衷。

比如,中国高考的录取加分政策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政策补偿性加分,像农村学生、少数民族子女、华侨归侨子女、烈士子女等,在录取时给予适当加分,这既是促进教育公平,也是保证社会的正义;第二类是奖励性加分,对一些具有体育艺术特长、在科技竞赛中获奖或者获得省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的学生,给予适当加分,目的是释放一个信号,即引导学生的全面发展,让中小学校不要整天围着分数转,而要加强素质教育。这些设计的初衷都是很好的,但问题是,在执行过程中走了样儿,甚至局部失控了。比如,体育艺术特长加分名目繁多,甚至出现了一些弄虚作假的现象,损伤了教育公平,造成了比较差的社会影响。

另一种损伤教育公平的问题,属于新情况新问题。在设计高考政策的时候,这些问题还没有出现或者还不突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问题出现了或者突出了。

比如异地高考问题,外来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能否在父母务工城市参加高考?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务工人员的子女还小,还上幼儿园、小学、初中,现在,务工人员的子女到了上大学的年龄,这个问题就突出了。所以,我们必须正视,采取措施,出台政策,保证公平。

高考改革确实很难。

随着教育规模扩大、教育体制改革深化,现在,教育利益相关者在增加,不同利益相关者都要充分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这些利益诉求往往是矛盾的,甚至是冲突的。这就会导致在舆论、学术争论甚至政策制定方面,出现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所以,改革必须明确目标,改革就是为了进一步提高教育的科学性和公平性。另外,对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要有充分的认识。可以说,每一项改革举措背后都充斥着不同观点,都要进行综合平衡,都要争取能够形成一些共识、合力,才能逐步往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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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树立正确教育价值观,多措并举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网易记者:您刚才提到,要实现高考改革的目标,必须形成共识和合力。您认为,形成共识和合力的关键是什么?

钟秉林:关键是教育观念,必须转变观念,最起码的一点是要有正确的教育价值观,通过教育促进孩子的全面发展、个性化发展,在所有教育活动中坚持以学生为中心。?

比如,我们现在解读各个省的高考改革方案,要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角度来解读,如果还像以前那样,什么都从应试角度解读,甚至从应试的角度应对高考改革,结果就会完全不一样。当然,这也涉及高中的学生评价机制改革,比如加强综合素质测评;还涉及学校的教学改革,学校要应对这样一场高考改革的挑战,就要更多地给学生选择权,像选课制、分层教学、走班教学等新形式要成为新常态。这对学校的管理工作提出了很大的挑战,比如,如何通过信息化手段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如何进行师资队伍建设等。同时,对于高等学校,不管在招生方面还是在新生进校后的人才培养模式方面,也都提出了新要求。

所以,高考改革必须要形成共识,形成合力,政府、社会和学校要能够协同改革,高等学校和中小学校要能够协同改革,考试招生和人才培养要比较紧密地衔接起来。

网易记者:为了实现高考改革的目标,我们已经提出了哪些有针对性的举措?在实践过程中,这些举措的效果如何?又面临着什么困难?

钟秉林:首先,改革的目标很清楚。第一促进公平,尤其促进入学机会的公平;第二科学选材,对学生进行科学甄别,在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要满足所有想上大学的学生,把他们送到适合自己的高校深造,这已经不是精英教育的概念了;第三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并引导基础教育的改革发展。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需要采取很多举措。

在考试方式上进行改革:高专和本科可以分类考试;有些科目,比如英语,有些省份在尝试一年两考,减轻集中备考的负担;有条件的高职院校可以试行春季提前招生,注册入学,不需要考试,根据学生的高中学业水平成绩,结合职业性向的测试,判断学什么专业合适。

在考试科目上进行改革:过去是语数外加文综或者理综,现在改成语数外加自选科目,第二批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的几个省份都是自选3科,从六门或七门课中自选3科参加等级考试,加权赋分。新开始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的八个省份,也在汲取经验教训,结合本省情况,探索所谓的3+1+2改革,3是语数外,1是从历史或物理中必选一科,2是从剩下4门课中自选两科,这样加起来有12种组合,给学生选择的机会就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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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试内容上进行改革:取消文理分科,这是跟现在的科技教育发展形势联系在一起的,现在的学科发展趋势就是综合化,很多学科的发展是相互融合、交叉渗透的,高中过早分科导致学生知识结构不完善,进入大学后还要补课,影响培养质量。而且,取消文理分科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创新思维需要把文科擅长的形象思维和理科擅长的逻辑思维比较好地结合起来,过早分科容易导致学生思维方式不完善,后期很难补救。

在招生录取上进行改革:强调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进行全面评价,而不是只凭一个总成绩就确定一切,要尝试多样的录取方式。比如,上海、浙江实行的“三位一体”招生,以及自主录取、定向录取等。针对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农村考生出台了专项计划,增加农村考生进入重点大学的人数,单独划线,单独录取。对于一些有学科特长、特殊贡献的孩子,该破格要破格,但所有一切都要放到阳光下进行,在网上公示,主动求得社会、政府、百姓的监督和问责。

所以,这次高考改革的内容非常丰富,系统性很强、很全面,牵一发而动全身。

与之相适应,高中学校也要进行体制改革。比如,学生选择余地增加了,学校就必须实行选课制、分层教学、走班教学。现在,在上海、浙江走进任何一个高中,这些都是常态。包括利用信息化手段进行课表编排、教室安排,提高效率。

当然,这对老师提出了很高要求。首先,老师必须适应选课制、分层教学、走班教学。另外,我们要求学生学会选择、做出选择,那么,谁来指导他们选择?老师就是很重要的力量。老师怎么发现学生的兴趣和学科特长?怎么指导学生选课?怎么指导学生进行生涯规划?这对老师是一个挑战。

同时,对高等教育、高等学校的挑战也非常大。

在高考改革、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背景下,进校学生的知识结构、质量差异和过去都不一样了,大学必须优化人才选拔标准和选拔方式,特别是进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要下大功夫适应这种变化。现在,很多大学都进行大类招生,学生进校后先加强通识教育,宽口径培养,到了高年级再确定具体专业。

还有一个问题,大学怎么参与到高中学生的生涯规划中来?我个人认为,可以把每年高考前的招生宣传常态化,和高中学生的生涯规划教育结合起来。不要只在高考招生前到学校宣传两句就走了,平时也要参与到生涯教育中。生涯教育是一种自我认知的教育,一种选择性的教育,能够让学生明确自己的兴趣特长。这样的话,高中和大学的衔接会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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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高考改革在路上

网易记者:高考改革还在进行中,您认为,未来中国要深化高考改革,取得理想预期,应该怎么做?

钟秉林:首先,保持初心,不忘改革目标。高考改革是为了促进教育公平,科学选拔人才,促进人才全面发展。不要在碰到问题或者在实施改革的过程中,把初心忘了,把目标忘了,又回到应试上。

第二,因地制宜,因校制宜,不断提高改革的科学性和公平性。比如,为了提高农村学生上重点大学的人数,启动面向贫困地区的定向招生专项计划;考虑到中西东部教育水平发展的不均衡,国家推出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现在,每年的高校招生增量大部分都投到了人口大省和一些西部地区,就是为了提高这些省的高考录取率,缩小省和省之间的高考录取率差异。同时,各个省的各个学校,甚至一个省的不同学校之间,改革举措都要具体化、多样化。因为我国的特点就是教育规模大、教育差异大,有区域差异、城乡差异,同一个学区不同学校之间还有差异,每个学校的校情不同,在改革过程中,要尊重学校的首创精神,让学校结合校情去探索,用多种方式实现改革目标。举个例子,在上海这样发达的直辖市,高中走班教学还分为了全走班、中走班、小走班三种模式,就是考虑到不同学校的情况。

第三,统筹协调。政府和学校要协调,有些是政府的责任,比如教学资源不够、教师编制不够,政府就要来解决问题。高等学校和中小学校要协调,考试招生和人才培养要协调,不能脱节。所以,必须加强系统研究,顶层设计,深化综合改革。这种改革只靠一个部门,一个学校是做不下来的。?

第四,优化改革发展的大环境。在高考改革上,社会舆论要有一个正确的导向。这不是说需要迎合什么,而是传播先进的教育观念。比如,什么是以学生为本?同时,社会公众和老百姓对高考改革要有比较理性的认识和合理的期盼,高考改革的系统性很强,很艰巨、很复杂,难度很大。而且,高考只是我国教育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是全部,想通过高考解决全部问题是不现实的。所以,必须坚持有限目标。举个例子,在目前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短缺的情况下,通过高考改革,我们应该可以争取实现促进入学机会公平这个目标。但是,如果有人期盼通过高考改革让所有孩子都上好大学,这就超出了高考改革的范围,这需要引导高等学校坚持内涵发展,把重点放到提高质量、优化结构上,办好每一所学校。

总之,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继续努力,争取把高考改革积极稳妥地向前推进,尽可能让改革结果和预期目标的符合度更高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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